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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GDP时代请精算碳生产率

2020-02-15 11:50:53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绿色GDP时代,请精算“碳生产率”

本报首席任荃实习生赵方宇

下月,因“世界经济论坛”而闻名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将迎来首届“世界资源论坛”。作为这个论坛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成员,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最近正埋头“算账”。这一次,他的计算对象不再是能源、土地、水、垃圾等资源的产出效率,而是掌管着整个经济社会运转通道从入口(能源消耗)到出口(二氧化碳排放)的关键元素“碳”的生产效率。

目前,“碳生产率”一词在国内的知晓度还非常低,也尚未出现在或国际组织的官方报告中,但包括诸大建在内的部分圈内专家相信,囊括“低碳”和“经济发展”两大目标、兼顾“鱼和熊掌”的这把新标尺,有理由成为低碳经济的核心指标(本报8月5日第六版曾作报道)。

“碳生产率并非学者凭空抛出的概念,它的提出具有深层次的时代背景,与全球经济社会的未来走向高度契合,且具有操作性。”近日,诸大建以绿色革命、经济复苏、世博机遇的三重视角,对“碳生产率”作了深入解读。

视角一:从工业革命到绿色革命,谁稀缺就算计谁

自工业革命开始,一个名叫“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就令人着迷。在那个劳动力稀缺的时代,大批机器被发明出来,补充和逐步取代人力。在“机器工友”的帮助下,1884年到2009年的125年间,人类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5倍。

20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的稀缺物变了:一方面,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可能迅速耗尽——碳成了异常稀缺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未能“碳尽其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已多得“无处可装”。于是,“节能+减排”的绿色革命的兴起,对“劳动生产率”的单一注重已无法适应时代,酝酿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亟需一个追求“碳尽其用”的新指标。

如何才算“碳尽其用”?“形象地说,就是让‘一份碳打几份工’,提高碳的生产效率。”诸大建说,“我们一直在算‘人均GDP’,现在则也要算‘碳均GDP’,即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GDP产出水平,它可以看作是绿色GDP在低碳经济时代的一个具体化指标。”

从追求劳动生产率到关注碳生产率,气候变化无疑是注意力转换的核心推动力。诸大建指出,2007年的IPCC(联合国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及巴厘岛会议,标志着气候变化从科学讨论到政治决策的关键一跳。对于中国而言,坚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提高碳生产率是关键。

视角二:金融危机下,“转型的复苏”正当时

今年3月,在伦敦G20峰会前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了一份政策概要,呼吁各国领导人实施“绿色新政”,将全球GDP的1%即大约7500亿美元投入可再生能源等五大关键领域,这一数字相当于目前全球经济刺激计划总额(约3万亿美元)的1/4。

“联合国全球绿色新政计划咨询委员会专家”的身份,为诸大建提供了另一个解读碳生产率的视角。他说,眼下,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全球经济正处于如何摆脱阴霾的十字路口:如果各国的大规模投资仍钟情于那些低能效、高排放的传统产业,世界将面临再度失衡的危险;而若选择把钱投向高效、低碳的绿色领域,则将为全球向低碳社会的转型和后危机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未来,全球经济究竟是朝着“转型的复苏”还是“非转型的复苏”前行?诸大建认为,碳生产率将成为具有说服力的评判标准。他告诉,绿色新政计划有一个三赢目标,即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节能减碳。碳生产率恰好囊括了经济增长和节能减碳两大指标,而在低碳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大量以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为内容的绿色就业机会,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鉴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所遵循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诸大建强调,同样是提高碳生产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有所不同。对于经济增速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应多在分母(二氧化碳排放)上做文章,花大力气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减排;对于经济仍需保持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立即大规模减排并不现实,因此要选择高附加值的产业,在做大分子(GDP)的同时,尽可能控制排放的增长。

视角三:低碳世博,留下被历史铭记的思想弧线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与今年12月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峰会仅仅相隔4个多月。在诸大建看来,上海应抓住机遇“趁热打铁”,积极传播低碳时代城市转型的理念——城市越低碳,生活越美好。“世博会是否‘精彩’、‘成功’,观众当场就能做出评价,而‘难忘’与否则将更多交由历史去评判。”他表示

,关注人均GDP是关注经济水平的提高,关注碳均GDP是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低碳上海”作为一个绿色符号,将令世界刮目相看。

事实上,上海在人均GDP于去年突破1万美元后,正面对转型要求。目前,上海的人均碳排放约为11.5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即使在全球千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中,上海的人均碳排放强度也高居榜首。相比之下,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人均碳排放只有上海的30%-50%。

“显然,上海的碳生产率并不高。不过,有目前经济总量的支撑,上海应该有信心摆脱传统经济指挥棒的束缚,转而追求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诸大建指出,把低碳化作实际行动,提高碳生产率将是一个有效的切入口。具体说来,一是要建设紧凑型城市,通过在郊区发展多功能二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减少工作、生活对于道路交通和通勤时间的需求;二是要发展循环型产业,增加制造业的服务内涵;三是要倡导“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功能型消费模式,比如引导市民更多搭乘公交以替代不必要的私人交通,习惯共享共用的生活方式等。

延伸阅读

■何为“碳生产率”?

碳生产率是指单位二氧化碳的GDP产出水平,又可称为“碳均GDP”,它与“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呈倒数关系。通过现行统计数据中的“万元GDP能耗”,可较为方便地计算出一个地区或某一产业的碳生产率水平。

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出的减排目标(即到2050年,力争使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比1990年减少50%)推算,从现在起的41年里,全球碳生产率必须每10.4年翻一番,到2050年达到目前的15倍。

■未来10年,碳生产率将在中国艰难爬坡

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是中国提高碳生产率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诸大建认为,2010年到2020年,将是碳生产率在中国爬坡最为艰难的10年。

尽管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的发展已如火如荼,但国际上普遍认为,到2020年以后,可再生能源才能真正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具有相对重要的地位。从已公布的数字看,到2020年,欧洲的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社会能源消耗的20%;而中国的这一数字约为15%(包括水电)。诸大建表示,可再生能源对于低碳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过程的上游即能源供应环节,而适应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及终端使用环节的开发与改造,比提高新能源供给量更需要时间。正是出于对可再生能源成长速度的预判,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于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出现拐点。因此,对于“多煤、有气、缺油”的中国而言,从现在起到2020年,最为有效的减排措施仍在于提高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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